到4月下旬，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仍在进一步扩大，染疫患者累计已有八十多万。面对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的现状，美国参议院曾在3月26日凌晨时分紧急通过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试图借助资本的力量救市。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份总额相当于美国政府半年预算的计划就开始出现疏漏。其中一份旨在向美国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总额度达3,490亿美元的贷款项目的事与愿违尤为突出。
当下，美国员工不足500人的企业共有约3,000万家，总雇员人数约为6,000万，占美国劳动力的36.5%。他们是希望尽快得到救助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也借助美联储发放了巨量的贷款。但在遵循自由市场游戏规则的美国，资金流动和此后的银行操作正让疫情下苦苦求生的美国中小企业感受到另一层致命危机。
4月20日后，包括《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在内的很多媒体都发现，美国当局从3日开始放开申请，原计划发放十周，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由美联储鼓励，由美国各大商业银行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即总额3,49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薪水保护计划”（PPP）救助贷款，仅用13天就被支领一空。而其中相当数量的款项就流入了大企业手中。
不可否认，在PPP项目给4,975家企业发放的170万笔贷款中，约有74%的贷款项目低于15万美元，这意味着该项目的确帮助到了一些危机下的中小企业。但这对于更多工人濒临失业、身处倒闭边缘的美国中小企业仍是意义有限的。在资本、市场与美国客观环境下作用下，原意拨给中小企业的救命款项，最终反而流向大型企业的“优质资产”之情况，在所难免。
首先，PPP的推动本身是各大利益集团积极游说的结果。如美国“全国餐饮业行业协会”（NRA）是推动PPP项目的有力游说者之一，该协会曾在3月18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写信求情。包括NRA在内，美国建筑、科技、医疗保健、酒店等各个企业协会积极活动，最终逼出了美国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
其次，PPP的相关法令在制定之初就留下了伏笔。它尽管规定单笔贷款的上限不得超过1,000万美元，申领贷款企业的净资产不得超过1,500万美元，近两财年的平均净收入不得超过500万美元。但美国大企业仍有手段从中攫取利益。
SBA在PPP项目的相关法案中不仅留下了“酒店和餐饮业中，有一个以上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只要每个场所雇员不超过500人，也适用申领”的漏洞，还规定联盟内“加盟经验”（affiliate）的企业实体可以作为单独贷款人申领款项，这使得大型企业集团与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领取用于小企业纾困的贷款。事实上，正是代表这些大公司的游说集团推动在法案中加入了有关条件。
再次，PPP项目“无追索权贷款”项目的特性，也让美国大企业可以借“优质资产”为担保，依靠金融机构的合作先行取得贷款款项。为此，在4月19日，美国的一些小企业主已经把富国银行（Wells Fargo）、美国银行（BOA）、摩根大通等权威金融机构告上法庭。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国新冠疫情贫富有别的发言至今仍振聋发聩。（美联社）
在这场诉讼中，原告抱怨美国小企业试图申请SBA授权的PPP贷款一无所获，由富国银行等机构经手的大型企业贷款却能优先得到处理；更不用说相关商业银行也优先考虑高额度的贷款申请。于是，数千万本该为小餐馆续命的资金，就落到了这些更能承受风险的大公司腰包中。
必须承认，商业银行身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其信贷行为会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一定影响。考虑到美国商业银行颇有逐利动机；其倾向于大企业的行为也是行业惯性。这使得来自当局的政策性调节就很关键。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手段。
的确，某些大企业不知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单纯为提高知名度，抑或为规避风险，开始从4月19日开始退还贷款，但他们上缴的数量是有限的。如在全美拥有168家连锁店，净资产4.33亿美元的快餐连锁品牌昔客堡（Shake Shack）公司就退还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在PPP项目的170万笔贷款款项中终究不值一提。
于是，尽管美国当局还计划在未来力推另一个总额4,84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援助项目，但在相似机制下，市场的意志可能就已经决定了一切，在疫情仍在持续之际，这很容易让外界会想到特朗普总统有关美国“富人优先”的那句名言：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欧美抗疫救市：“失业保障”与“留职保薪”之间的取舍
截至4月23日全美逾8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继3月高达2.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后，美国参议院周二（4月21日）再度通过总值约4,800亿美元的救济，当中高达3,200亿将用作帮助小型企业继续雇用员工之用，再度掀起到底是“让企业随意解雇员工，由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好，还是“由政府补贴企业继续雇用员工”为佳的讨论。
传统上，较为相信自由市场的美国主要以“失业救济”去救助受经济衰退所影响的平民百姓，而企业则相对容易可以解雇员工。因此，自特朗普3月13日宣布新冠肺炎的紧急状态令、全国多州陆续实施居家隔离以来，全美已有超过2,20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金——根据《纽约时报》的估算，这将带来高达12.5%的失业率（根据官方数字，2月时美国的失业率为3.5%，3月则升至4.4%）。
相较之下，2月失业率为3.2%的德国，预计将会因疫情影响而带来5.7%的失业率，其后将见顶回落；而即使在疫情更为严峻、封锁措施更加严格的意大利，其失业率为预计只会由2月的9.8%，升至12.7%的水平。
这种欧美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处理经济衰退失业危机的不同策略。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戴着自制面罩向国人宣布达成新的救市方案共识。方案另包括600亿小企业救济基金、750亿用于医疗开支，以及250亿用于新冠病毒测试。（路透社）
德国式“短时工作”渐成主流
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冲击，欧洲主要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德国的“短时工作”（Kurzarbeit）计划。“短时工作”容许遇上需求因危机突减的企业向政府申请雇员薪金补贴，此补贴将相等于雇员既有薪金的60%，用以支付雇员停工或工时大减下的薪金。在此计划下，企业仍须要先行支付雇员薪金，随后才可向政府报销。一位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员工就指出，在疫情需求减少之下，他虽然没有往日超时工作的薪水，不过在政府补贴之下，他的收入依然有过去的90%。
类似的计划在法国称为“局部失业”（Chômage Partiel），在意大利则称为“综合救济金”（Cassa Integrazione）。而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英国也落实了“新冠病毒职位保留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去补助高达80%的雇员工资。
德意志银行预计将有350万至500万德国人受惠于“短时工作”计划的援助。（路透社）
这种“留职保薪”的做法在德国特别成功，外界就一直认为这是德国之所以能在金融海啸之后较快站稳脚步的主因之一——德国在2008年的经济虽然收缩超过5%，不过其失业率却没有因此而明显攀升。
“留职保薪”的好处在于，企业既有的雇员不会因一时经济下行而失业转行，而当经济恢复动力时，企业就能快速回应再度增加的需求，而不必再花费时间金钱去多作招聘。
眼见这种制度的成功，目前由以口头禅“你被炒了”（You're fired）著称的前《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主持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甚至是各大美国企业，也越来愈倾向“留职保薪”的政策。
“你被炒了”（You're fired）是特朗普最具代表性的口头禅。（路透社）
美国版的变相“留职保薪”
在周三通过参议院的救市方案中，就有包括3,200亿美元的“工资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用以补充3月通过的同一计划现已用尽的高达3,500亿美元可免除贷款。
“工资保障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协助雇用500人以下的小企业、独立拥有的特许经营企业或自雇人士去支付8个星期的薪酬开支，以及部份水电及租金开支。合资格企业可申请其每月薪酬开支2.5倍的贷款。如果企业维持疫情前的员工数量，并将贷款额的75%用作支付薪金的话，有关贷款将可获豁免偿还。
同时，在此前2.2万亿美元的法案中，也包括为其长达4个月的每周额外600美元失业救济金，并延长了各州失业救济金时限13周。这种措施也变相成为了“留职保薪”的政策。
例如在饱受重创的零售业和酒店业，诸如梅西百货（Macy's）与希尔顿（Hilton）等公司都选择了不将员工“解雇”，而是将员工“停薪留职”（furlough）。这些“停薪留职”的员工除了能保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之外，总大多数都能申领失业救济金。因此，这种“停薪留职”配合失业救济就成为了变相的“留职保薪”。
纽约州一家已关上大门的梅西百货。（路透社）
不过，美国的失业救济金有时候也会与企业“留职保薪”的目的起冲突。例如在底薪甚低的饮食业，企业希望以“工资保障计划”留着现有员工，待疫情过去之后可马上回复正常营业；然而，如今的失业救济金本身却远高于饮食业员工的一般底薪——以全美平均基本失业救济金370美元为基础，加上600元的补助，此额已达970美元，远高于全职饮食业者500美元的平均周薪——导致员工宁愿正式失业，也不愿意在“工资保障计划”的资助下工作，失却了“留职保薪”的效益。
虽然此刻连美国此等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家倾向使用“留职保薪”的政策，不过“留职保薪”仍有其缺失所在。
“留职保薪”阻碍人力资源分配
首先，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眼中，由政府去资助企业保留员工，有可能会造成“道德风险”，即救助了一些本来就经营不善、即使没有疫情也将要倒闭的企业。然而，在疫情威胁紧迫的情况下，要政府花费精力去审核每一个合资格的个别企业，行政成本与时间消耗也太大，将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更重要的是，“留职保薪”有“救不得一时，也救不得一世”的双重失效问题。其一，虽然“留职保薪”较失业救济金给予受助者更大的安全感，有助刺激经济，可是这也是“留职保薪”的缺点所在。
德国的各大汽车巨企都一直有使用“短时工作”的计划。（路透社）
由于不同的危机会造成就业市场供需的震荡，当一些行业失去需求时，其他行业却有可能需求大增。以新冠疫情为例，虽然饮食业、零售业、旅游业全面萧条，经营网上市场的亚马逊（Amazon）3月才新聘了10万人，本月又再有7.5万个空缺，可见其需求之大。又例如在居家隔离令成风的欧洲，传统上来自东欧或北非的农产品收割工人严重短缺——法国欠缺20万人、西班牙欠缺7至8万人、意大利欠缺25万人、德国欠缺30万人——如果没有充够人力去收割作物，粮食白白浪费之余，还有可会造成短缺。同时，一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工作，也需要人力补足，例如负责采集检测样本的人员、追踪病毒传染链的人员等等。
当雇员有了“停薪留职”的保障，他们就更没有意愿（或者受雇用条款禁止）而去担当这些新增需求热切的职位，因而造成人力资源、经济，甚至抗疫成效的白白浪费。相较之下，失业救济的暂时性与其寻找工作的要求，却会让这些人力资源更容易分配到适当的岗位上。
为了应付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已容许获“短时工作”支援的人参与跟其原有职业“系统性相关”的行业，至本年10月为止。不过，此等规限应更加宽松，甚至成为政府资助“留职保薪”的条件，以解决危机之中人力分配“一时之间”失常的冲击。
危机或扭转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一场危机也有可能是延续不断的变故，将产业结构全面扭转，使得原有的职位实际上已不应该被保留下去。
例如，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未能发现有效的新冠肺炎特效药、未能透过病毒或抗体测试筛选出有免疫能力的人、未能研发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我们的产业结构可能就会遇上根本性的大变：网上购物大行其道；“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派送需求大增；实体零售业全面萎缩；食肆只能经营外卖而难有店内用餐服务；各种原需亲身接触的活动（旅游、部份娱乐、交际、工作）等要虚拟化处理等等。在此等情况之下，“留职保薪”却会阻碍了企业和雇员重新适应新产业结构的调节能力。
任由失业率高企，当然会对经济景气和一般人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留职保薪”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总比单纯的失业保障为佳。然而，“留职保薪”的价值预设了危机过去之后一切将会回复“昨日的正常生活”。万一危机改变了世局、过去再不能重来，这反而会造成了人们适应未来的阻碍。
新冠疫情之中，连不少大行分析员也私下承认他们对未来预想的信心与一般人无异之际，抗疫救市到底是失业保障为佳，还是留职保薪优胜，也许只能留待“马后砲”的时机再下评断。
